1966年8月份，“四清”运动刚刚结束，我在宣城县五星公社刘福大队的“四清”工作组还没有撤离，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就开始熊熊燃烧起来了，当时最广为流传的是这么一句话，就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我原先是宣师1965届速成班毕业生，一毕业即参加宣城地区“四清”工作。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四清”运动工作组就草率撤离，我被分配到红杨公社红杨中心小学任小学教师。

    红杨中心小学位于红杨公社办公室对面，座落在红杨街道的上街头，总共十几个教师，五个班级，当时校长赵谟周已靠边，指派一个骨干分子黄德水负责学校工作。学校成立了两个战斗队，一个叫学红军，另一个叫千钧棒。学红军战斗队是所谓的保派，千钧棒战斗队是所谓的解派，这两个战斗队在红杨地区很有影响，两队的矛盾引发了公社内部和社会及各单位的两派斗争，还串连了湾沚镇解派一些组织联合战斗，于是停课闹革命了。

    我这天受“学红军”战斗队队长缪先楷指派，正在教室里写宣传大字报，“千钧棒”战斗队员傅根宝在课桌抽屉里偶然发现了一张“刘少奇”像，立即大喊起来，“学红军”把修正主义大头子刘少奇的像收在抽屉里，于是种种歪曲事实的大字报就贴到街上去了，还串连了湾沚镇一些学校解派战斗队共60余人冲击红杨公社办公室，大字报满街张贴，还在地上、街道路面上写了大幅标语，把红杨公社的大门和办公室门把守起来，不准任何人进出，连吃饭、大小便都不准，公社党委书记丁吉仁和秘书谢祥辉一直被监禁在办公室，直到晚上将近九点钟才放出去吃饭，这就是1967年的红杨“3.11”事件。

    随后又接连发生了抢枪和批斗游街事件。

    1967年的秋末冬初的一天夜里，红杨公社“千钧棒”战斗队头子自己不出面，指挥红杨街上的解派人员联合湾沚一战斗组织把红杨公社围个水泄不通，每个房间都撬箱倒柜，为的是抢枪和抢财物（当时公社干部晚上一般都不敢睡在公社机关大院里面），折腾大半夜，也没有抢到枪。可这些人不甘心，时隔不久大概是当年腊月初的一天夜里，这些人再度夜袭离公社不远的红杨大队队部谢村，这个村子是红杨大队最大的一个村子，有400余人，民兵营长谢开论也住在谢村，他们进入谢村后基本上是挨家挨户搜查，他们抢走了七八支长枪，当时大队民兵营长是发放有枪枝的。

    公社书记丁吉仁和秘书谢祥辉、财粮干事倪静文，是红杨地区尤其是学校“千钧棒”战斗队批斗的主要对象，经常被揪到街上戴高帽子，帽子是用纸扎糊的，有三、四尺高，每次叫谢、倪两人轮换着在丁吉仁屁股后面用芭蕉扇子扇风。记得有一次召开千人大会，会场设在公社后面的大操场上，造反派把丁吉仁、谢祥辉、倪静文押到台上站着，戴着高帽子，解派人员主持大会，逼迫他们交待，实际上有什么好交待的啊！

    这样争争吵吵，辩辩论论，停停复复课，一直搞到70年代初才结束，好多孩子因此耽误了学习时机，整天喊着停课闹革命，打倒保皇派。可惜误了一代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