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澱咸(1910—1990)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是解放后我省历史学的重要奠基人。胡先生是我的授业恩师，虽然他离开我们已经14年了。但是他那视学术为生命、孜孜求真的精神，他那诲人不倦、春风化雨的师德人品，令我辈后生一辈子受益无穷。��

一��

    胡澱咸先生知识渊博，积累丰富，治学勤谨，毕生致力于学术研究，虽长期身处劣境，仍排除万难，笔耕不歇，在中国古代史和古文字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

    胡先生出生于安徽省芜湖县保沙乡一个书香世家。父亲胡宗璆饱读诗书，平生虽辟居乡土，但思想开明，雅重教育。曾在家乡办新式学堂，造福桑梓，又全力支持其长子(令长子持守祖业)以下五子外出求学，后皆学有所成，一门出了五位教授。胡澱咸先生排行老四，自幼受父亲影响，不足11岁便告别父母，只身赴芜湖省立第五中学读书。后又在二哥胡稼胎的资助下先后至江苏省立一中、南京中学就读。胡稼胎先生亦是我国著名学者，曾先后任武汉大学、安徽大学文学院院长、北京大学教授。他对胡澱咸先生走上学术研究之路，具有重要影响。

    1930年，胡澱咸先生以自己的努力考上了国立中央大学历史系。该系一流的师资队伍、浓厚的学术氛围，使胡先生在发奋苦读的同时。很快就走上了学术之路。他在入学的第二年(1931年)，便发表了《青弋江流域概述》一文。同时，由于他在外语方面学业精进，使他在学术道路上如虎添翼。1932年，他与同学陈瘦石合作，翻译了法国著名学者房龙的《世界地理》。全书50多万字，胡先生完成其中亚洲及东欧部分20余万字的翻译。此书由世界书局出版后，受到学术界的欢迎和好评。当时的《大公报》、《学灯》(《时事新报》副刊)均发表介绍或书评，认为是较好的译本。不久，他又独立翻译了30余万字的《希腊哲学史》。在翻译过程中，他以英文本为底本，以法文本和德文本仔细参校，因为质量颇高，被选为优秀毕业论文，受到师生的称赞。��

    1934年大学毕业后，胡先生暂时未找到工作，但他不仅不气馁，反而利用失业在家的半年时间，以更大的热情认真研读古史。特别是再次精研了前四史和《资治通鉴》，积累了大量的史料，不仅进一步加深了他的史学修养，而且更加坚定了他致力于古史研究的决心和信心。

    1935年2月，他应聘为江苏国学图书馆编校。在此后两年坐拥书城的日子里，他几乎挤出一切能挤出的时间，广阅经史百家，奋力笔耕。特别是得到了当时主持馆务的著名学者柳翼谋先生的指教，协助其完成《首都志》的编撰，从而使他的学术根基更加坚实，为他在此后十分困难的条件下仍能成果频出准备了条件。在此期间，他还发表了论文《南京的佛寺与道观表》。��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大好河山相继沦丧，胡先生怀着悲愤的心情辗转至四川，任教于乐山中学。由于他前一阶段的厚积，在中学任教的2年里，他仍能战胜困难，精研学术，先后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其中《高齐为鲜卑人考》一文，论证北齐高氏是鲜卑人，否定了旧史中所谓汉人等记载；《北周赐姓考》一文，论证旧史中关于北周宇文泰赐功臣鲜卑姓，乃是唐人修史者的曲笔，实际上是鲜卑姓。这些文章史料翔实，论证严谨，在当时对北史和唐史研究有较大的影响，受到顾颉刚、徐中舒等前辈学者的器重。因此他于1940年8月应邀至四川大学历史系受聘，开设中国通史(也在法学院主讲这门课)和秦汉史纲要。大学教学的需要，使他科研的系统性加强。他结合自己的教学，先后撰写了《秦史纲要》、《两汉史纲要》达数十万字。由于他优秀的科研和教学成绩，于1944年7月被破格提升为副教授。��

    胡先生虽然自小就离开安徽，但他热爱家乡、报效桑梓之情无时不忘，应安徽大学之聘，在历史系先后开设中国通史、世界通史、魏晋南北朝史和中国文学史课程。��

    解放后，胡先生随安徽大学迁至芜湖(学校改名为安徽师范学院)。新中国的建立，使胡先生青春焕发。他自觉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努力学习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自己的教学和研究，取得了一个又一个成果，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为了研究古史，他深入钻研甲骨文和金文，使他的学术研究更见功力。他的研究成果也因为增加了古文字资料的力证而使其学术价值更高。1956年，他独立撰成了《中国古代及中世纪史》，全书达40余万字，成为当时全国高校通用的三部教材之一。他还发表了《周室东迁考》等论文。1957年，他发表了甲骨文考释文章《释眔臣》、《释比》，表明他的学术研究又跨入一个新的境界。值得称道的是，他撰文考证甲骨文“囗”乃是“铁”字的初文，系统地提出了关于周代已用铁器的观点。他更运用甲骨文资料，撰写了约10万字的《殷代生产工具研究》专著，系统论证了商代已经使用锹、锄、犁等农具，并已用铁。这些在当时的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被安徽省有关部门作为重要成果上报教育部。他的这些重要科研成果的取得，对当时的中国古代史、古文字乃至古史分期及殷商社会制度等研究，产生了相当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也为解放以来的安徽省历史学奠定了基础。1956年胡先生以其在教学科研方面的优异成绩，被作为史学界的杰出代表，推选为安徽省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随后又被提拔为历史系副主任。��

    正当胡澱咸先生满怀热情努力学术研究，并进入黄金时期，没料到晴天霹雳，1957年反右运动中，他被错划为右派，以致他在此后长逾20年的岁月中，政治上迭遭迫害，生活上十分困难，身心倍受摧残。但是他在这备受煎熬的漫长岁月中，一直襟怀坦荡，自信上对得住天，中对得住人，下对得住地，不为政治迫害所吓倒，不因极度贫困而放松学术研究，即使在那焚琴煮鹤的文革荒诞年代，他也能做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自信上苍终将不废斯文，因此珍视学术生命，仍然排除困难，潜心研究。他的有关甲骨文、金文的稿子，大多是这个时期完成的，他坚信，国家的发展毕竟要重视学术文化，国家的前途、个人的前途总会要走向光明的!

��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党和国家拨乱反正，胡先生22年的沉冤终于得以昭雪。1981年胡先生以其卓著的学术成就，被聘为教授。由他牵头申报的中国古代史硕士点获得国家审批，因而他成为安徽师范大学首批硕士点带头人。此时，他虽然已年逾古稀，沉疴在身，但仍以全部的热情投身到教学科研之中，先后发表《试论殷代用铁》、《马嵬驿事件真相》、《四川青川秦墓为田律木椟考》、《再论爰田》、《释史》、《释衣》、《释鲁》等论文数十篇，新见迭出，在全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特别是他在古文字研究方面，创新不断，自成体系，在全国古文字学界独树一帜，受到学术界的好评。��

胡澱咸先生的学术生涯，可谓十分坎坷，特别是1957年以后长期含冤被压，但他仍以自己全部心血考释金文、甲骨文100余篇，一生著作近200万字。试想，如果他能长期置身于我们如今这样的学术自由的环境，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智慧，毕生不受干扰地去研究，那么将会取得怎样的成就啊!��

二��

    胡先生无疑是一位治学严谨、功力深厚、学识渊博的学者，更是一位深受学生尊敬和爱戴的好老师。他在大学任教50年，其授课所用教材都是经他潜心研究独立编成的。他备课一丝不苟，每句话都经深思熟虑。他授课和指导学生都具有高超的艺术。他对待学生仁厚可亲，诲人不倦，德才并重，学问人品都堪称一代宗师。��

    我是1978年秋季考入安徽师范大学历史系读大学的。早在本科生期间，胡先生就给我们开设“中国古文字学讲座”课程。当时，对我们这批本科生而言，古文字学无疑是一门十分艰深的学问。然而，胡先生每次讲授，总是尾尾道来，条理清晰，语言生动，深入浅出，显然大家风范。如讲中国文字的起源，首先介绍关于这个问题的各家观点，并予以客观分析，在此基础上再结合历史学、民族学中各种原始的记事方式、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等论证自己的观点。再如讲授“释史”这一专题时，综合运用文字学、历史学、文献学方法，深入发掘，仔细分析，洋洋洒洒，辩证分析了有关我国上古时期史官制度的一系列问题，所证观点坚实不移。先生的讲授激起了我的无穷志趣，从此下决心追随先生治学。如今我惯于写古史考证文章的兴趣，也可以说是从那时就开始了的。��

    当时的中国古代史硕士点指导组有一位教授(胡先生)和4位副教授(万绳楠、苏诚鉴、张海鹏、杨国宜)，即使与全国名牌大学相比，力量也算是强的。胡先生招收研究生，在专业上要求相当高，而且决不循私。1981年首次招考过程中，其他几位老师都按计划圆满地完成了招生指标，唯有胡先生一个没招成。当时报考他有的十几位考生，人数是比较多的。但是由于经他手里判的所有考生的“先秦史”考分都不满60分，所以他坚持“宁缺勿滥”的原则，宁可当年不招!应该说，当时的考生中有些素质还是相当不错的。例如其中一位姓赵的考生已经发表了好几篇论文，在史学界已有一定影响。还有一位姓徐的考生是胡先生所敬重的一位史学大师(与胡先生有师生之谊)的孙子，已经在一所大学任教，他所发表的史学论文中关于三代社会性质的论文已经在史学界引起不小的反响。所以当时指导组讨论时，不止一位老师认为对这两位学生可以招收。胡先生不否认他们史学研究的成绩，但坚持认为：他们先秦史考分不及格说明，其系统训练不够，史学功底不够坚实。报考“先秦史研究”方向的考生“先秦史”课程考生不及格怎么能说得过去呢?况且也不能违规操作啊!故此终于没有招成。这与他一贯为人正直不阿，坚持标准，坚持原则的行为是一致的。��

    1982年考研究生时，报考他的有20多位考生，结果他只按标准录取了于琨奇和我两位。于琨奇报考前已在扬州师院历史系任教多年，功底自不待言。我在考试过程中，自认为“先秦史”考得最满意，考分应该在90分以上。然而胡老师却只判给了70多分，反而是我参考的几门课中成绩最低的。由此可见，胡先生对专业要求之高、之严。��

    研究生在读期间，胡先生对我们要求很严。最令我们终生受益的，是他治学严谨求真的学风。入学之初，胡先生便教导我们，作为“先秦史”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在读期间最重要的是要打好扎实的基础。训练做学问的能力。其中重要的是要打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功底、古汉语功底、古文字学功底、先秦及秦汉的文献功底，具备必要的考古学、民族学知识，熟悉先秦史研究情况。我们按照胡先生的布置，制订了系统的学习计划，并按计划系统地阅读上述各方面的资料和著作，配之以必要的训练，打下了较为扎实的基础。回想起来，我如今不仅在先秦史，而且在古代文化史、文物考古、文物旅游等方面研究都取得了不少成绩，追根溯源，还是得益于这个阶段打下的基础。��

    那时，我看到别人在研究生阶段便已公开发表学术论文，很羡慕，也想早日发表论文。胡先生知道我的心思后，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现在首要的任务是要把基础打牢，要厚积才能薄发，可以多练习写论文，但不要急于发表，要知道文章留待后人看!真正的学者写出的学术论文，应该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千万不能仿效现在某些学者浮躁的学风，他们的论著观点朝成夕改，这是要不得的。所以即使你今后基础牢固了，发表文章时也应该慎之又慎。即使写出来了，也要仔细推敲，反复修改，并且先放一段时间，再推敲无误后才可发表。这样，发出的文章论点才能坚实不易，才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记得研二时，我的一篇论文被张海鹏先生看中，准备让《安徽师范大学学报》发表，但按规定，必须经导师签字。谁知，胡先生看过文章后，认为其中有关一个字的解释不够严密，竟然没有签字。这件事迫使我在学术研究上更加精益求精，一丝不苟，对于我形成严谨治学的学风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可见，当时胡先生没签字虽然使我失去了早一两年发表文章的机会，但是使我一辈子做学问受益，是对我真正的厚爱。而且也可以说，我今天对自己的研究生严格要求，也是根源于胡先生当年的严格。我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周代里社初论》，直到研究生毕业后才由母校学报发表(《安徽师大学报》1986年1期)。但是，文章发表后，引起学术界较大反响，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先秦秦汉史》全文转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史学情报》等都作为重点文摘。事实证明，研究生阶段什么时候发文章，发多少文章，是否发文章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打好基础，提高科研水平，形成优良的学风。只有这样，才能使研究成果高质量，发表后才能真正在学术上作出贡献。

��  胡先生带研究生也很讲究方法。最明显的是，他注意发挥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在指导过程中，先提出总目标，再从各方面提出具体要求，指导我们制订系统的学习计划及读书目录，严格按计划完成任务。除了专业课讲授外，他还每周与我们讨论一次。每次讨论，都先让我们提出问题或阐发观点，他再进行答疑释难，真正做到循循善诱。学习上的检查、指点等也都融在其中。��

    胡先生解放后自觉学习马克思主义，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他曾一再谆谆教导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史学研究，确实是运用其他理论和方法所难以比拟的。如从商品入手研究经济，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分析社会发展，运用阶级分析方法研究历史人物等方法，都是十分科学的方法。是否能运用这些理论和方法，能否运用得好，其效果是大不一样的。他还告诫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指导历史研究，切不可机械和教条，不能抓住只言片语为我所用，而是要系统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问题、研究问题。事实一再证明，这些确实是金玉良言。��

    胡先生还教导我们注意运用民族学资料研究先秦史。他根据摩尔根通过调查民族学资料研究古代社会，其成果被马克思、恩格斯吸收，研究古代社会发展的先例，曾对我们说过他的一个宏愿：中国50多个少数民族解放前分别处于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从原始的狩猎阶段到封建社会时期的民族都有，如果将这些民族的有关资料系统调查出来(上世纪五十年代全国曾开展过调查)，并在此基础上研究撰写出一部社会发展史，那么，必然会成为影响世界的不朽之作。可惜，由于当时他已身患沉疴，故此未能如愿。��

    最令我感动的是：胡先生在指导研究生过程中所体现的敬业精神。我们读研期间，胡先生已重病在身，有时，我们去他家时，他连走到门口开门都很困难，但仍坚持给我们讲授，与我们讨论问题，仍然帮助我们修改论文。有时才讲了半小时，便已气喘嘘嘘，满头大汗，我们一再请求他就此休息，但他仍然尽可能地坚持。��

    胡先生教我们做学问，更教我们做人的道理。教导我们做学问先要学会做人。特别是历史学家，更需要有好的人品，否则不能务实求真，秉笔直书，是不能还历史的真实的!他还教育我们：走上学问之路，就要甘于淡泊自守，潜心学问，不受干扰，甘于坐冷板凳，切不可浮躁!��

    3年的研究生学习，我们从胡先生身上学到了很多，令我们终生受益。如今，胡先生虽然离开我们10余年了，但是他那珍视学术生命，孜孜求真的精神一直激励着我们。我们永远怀念他!��

    作者附记：本文第一部分参考了胡功箓先生《胡澱咸小传》(已经本人同意，胡文发表于《芜湖县文史资料》第五辑)，特此致谢。��

                                          2004年元月15日

      (作者系安徽省文化厅副厅长兼文物局长、安徽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