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第七师皖中（后称皖江）根据地部分军需物资的主要来源，一是依靠战斗中的缴获，二是依靠自身的生产，三是通过各种关系向敌方购置。
    随着第七师的的建立和发展，根据地所需之行政费用、武器装备、穿衣吃饭等支出，也都与日俱增。面对这一严峻的现实，七师师部及时建立了供给部，采取自筹自用的原则，解决经费的来源。1941年6月，成立了皖江财经委员会，唐晓光任主任，后奕斋任副主任，统一领导皖江地区的财经工作。1942年10月，新四军军部供给部长叶进明调来皖江，担任七师供给部部长。1943年初，皖江行政公署财经处成立，叶兼任处长。其后，军部又委派原在苏南地区江抗总办事处任财经处长的蔡辉（又名蔡悲鸿、蔡志伦）来皖江任行政公署财经处副处长兼皖江货物管理总局局长，总局机关设在无为县三官殿。1943年4月易名为皖江贸易管理总局（简称“总局”），以利扩大货物管理范围，掌管货物进出口情况，扩大贸易渠道，开展封锁与反封锁的斗争，易名后，总局下设3个科：会计科，科长沈君常；贸易科，科长宋泽；盐管科，科长李树华。为保障护送物资的安全，师部还为总局配备一个200余人的警卫大队，大队长周云祥。总局局长仍由蔡辉兼任，这时，总局机关先后迁往无为县东乡汤家沟镇北郊的叶家桥、陈家湾。
    为搞活经济流通，加强根据地对外联系，1943年4月，在行政公署财经处和师部供给部的大力支持下，总局在汤家沟镇的万字会内兴办了“集成号”商行，蔡辉化名张光华，兼任商行总经理，还聘请了爱国人士唐晓光的岳父沈益民任经理。这个“集天下人才物力，成抗日救国大业”的特殊机构，对外以民间商行名义出现，是经营百货、买进卖出的商行；对内则行使发展财经职能，是疏通渠道，管理贸易的“总局”。
    皖江抗日根据地汤家沟镇的繁荣引起了日伪的惊慌。他们除了出动舰艇在长江游弋，对我根据地实行封锁外，还不时派遣谍报人员潜入我二坝、中路、姚王庙等地，刺探我方情报，监视我进出人员。我方也针锋相对地采取了相应的反封锁措施，如将进出人员化装成小商贩和探亲友的老百姓，或借助各种社会关系打进敌占区，或利用日伪内部矛盾在他们身边周旋。
    为了取得反封锁的新突破，蔡辉通过可靠的社会关系，结识了江苏省旅芜民船同业公司会会长杨大炎。杨拥有一大批民船，是芜湖水上运输的巨头之一，在社会上颇有影响。由于日伪对我根据地和游击区实行封锁，因此，运输业深受其打击，杨对此极为不满。在皖江区党委和行署的支持下，蔡辉主动向杨大炎发出邀请，在杨来汤家沟期间，我方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予以启发，争取他为抗日救国做出贡献。杨耳闻目睹我根据地情况，颇受启迪，表示愿意为我根据地出力。经磋商，他答应愿和我们合作搞运输。我方也向他表示，倘若遇到日伪刁难，可来我根据地工作或继续经商。条件是二斤大米换一斤食盐，二百斤大米换一匹（合100尺）“龙头细布”。杨回到芜湖后，当即联络了一批盐商，把他们收购的食盐约二万担和从周云海处易进棉布约500匹运来汤家沟，我方也如约以粮食等物资相付。食盐全交给我“利民号”按“官价”出售，棉布亦及时送往七师师部作军用。
    后来，从杨大炎口中得知，曾一度担任过芜湖维持会会长的汪子东有新的“苦恼”。汪早年留学日本，做过日商洋行的买办，又在芜湖开设“利记”商号，经营粮食、食糖、棉布、百货等，是当时商界的一位知名人物。到1944年时，他又在专为汪伪政权采购军粮的机构“总力社芜湖分社”中任社长。由于我方严格控制粮食的流向，日伪军又多次向他施加压力，他正为采购任务难以完成而焦虑不安。为此，他央求杨大炎，想与我根据地“以物易物”，蔡辉摸准这一情报后，及时向上级作了请示。七师敌工部部长段洛夫、临江联络站站长吴锦章和总金库副主任谭伟等人，在皖江区党委指示下，作了周密的研究，并决定由蔡、段、吴三人在二坝附近中路约见汪子东。汪在杨大炎、周云祥陪同下与蔡辉等密谈。当时，汪子东迫于压力，要急于“交差”，我方也急需军用物资，好打击日伪。我方对汪的举动有所戒备但仍保持贸易，结果汪首次为我方偷偷运来了一批西药和布匹，我方以大米和黄豆交付。
    其后，汪子东的胃口越来越大，他提出要以机枪、迫击炮和子弹等军用物资换取我们的“特货”，所谓“特货”，就是他们渴求而又是我方严禁的鸦片。日伪统治阶层，醉生梦死，生活极其腐朽堕落，对鸦片的需要量很大。在这种情况下，我方把历次战斗中，从敌伪军那里缴获的和在敌我边缘地带征税征得的“特货”用来换取抗日的特需物资。这种特殊贸易全在夜间进行，对方将包扎好的轻、重机枪、迫击炮和各种子弹，偷偷装上日军的小汽艇，再悄悄运往我沿江地带的姚沟、新沟等几个联络点。我方派出武装部队在联系点四周警戒，并用小船将武器弹药运到岸上，再把我方的物资装上小汽艇。就这样，双方又连做了几笔大“交易”。
    驻芜湖日本人楠木，这时已在“总力社”任经济顾问。他以“总力社驻芜湖分社高级顾问”的身份常和汪子东在一起。有一次，汪子东派人给我方送信，说他准备邀请楠木同访汤家沟，条件是必须做到绝密。“总局”经请示后，区党委和行署同意安排这次接触，并指示要提高警惕，在摸清对方意图后再作具体行动。蔡辉、段洛夫二人先作了周密安排，才将汪子东和楠木接到中路。
    段洛夫长期作敌工工作，经验丰富。他早年还留学过日本，能讲一口流利日语。在这次接触中，他和楠木作了长谈。从谈话中，他得悉楠木又名楠木椿，对侵华战争早就十分厌倦。他说，中国人民是正义的，有中国共产党领导，这场战争的最后胜利，必将属于中国人民。接触之后，我方对楠木的态度作了认真分析。大家一致认为，他在日伪军中身居要职，位置显赫，这不能不引起我方的警惕；但他能冒着风险来我根据地，已表明对侵华战争的厌倦，这确实是极其可贵的。为此，蔡辉、段洛夫等人决定，继续保持和楠木的接触，进一步观察他的行动。
    从楠木与我方接触后，他不时为我方提供一些情报，1945年正月初二的拂晓，日军向我无为东乡发动“扫荡”。“总局”的干部王渔、朱革等五人不幸被俘。因王渔有一支手枪被日军发现，这五人全被押送安庆。蔡辉当即找到楠木，要他迅速设法营救，并由楠木亲自出面，一口咬定这五个是日军“登陆部队的雇员”，还以本人名义担保，使五个全部获释。事隔不久，杨大炎又不慎被日伪在芜湖的特务机关“十一号”盯梢而被捕。杨守口如瓶，未露丝毫机密。“十一号”无把柄可抓。楠木、汪子东又出面花钱作保，把杨大炎保释出来。自此以后，楠木与我方的关系进一步密切。
    8月中下旬，楠木找到杨大炎的住处，说他已与日军驻芜部队吉村队长商谈妥当，要把一批武器弹药交给新四军，随后，楠木同周云祥来到吉村处。当夜，他们又赶到芜湖江边，只见江边有八、九名日本兵正忙着向一艘机动船上装货，所装的约有20只大麻袋，内有8挺轻机枪和一大批子弹。装妥后，楠木亲自上船押送，将这批武器弹药安全送到我根据地。三天之后，蔡辉、段洛夫、吴锦章等又作了安排，由陈化群派出船队，驰往事先约好的芜湖江边，再次装上吉村队长送来的32挺轻机枪和大批子弹，顺利运回我根据地。在此之后，楠木还经常往返于芜湖和无为之间，不断为我方运来大批军用物资，其中还包括许多服装。
    在长期艰苦的军需物资采购工作中，由于区党委和行署的高度重视，有蔡辉、段洛夫、吴锦章等出色的工作与领导，我们的采购人员经受着严峻的考验，做出了积极的贡献。采购员王三栋、姚安祥、姚能炳、朱学年、周望嘉、邓邦炳、胡鉴东、李新之、陈继友等，在对敌斗争中，屡经风险，均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抗日战争胜利后，当年在皖江抗日根据地进行过“特殊贸易”的全班人马，有的转战上海；有的前往扬州、淮阴；有的派回芜湖；他们又以新的战斗姿态去迎接新的斗争，接受党赋予的更艰巨的“特殊”任务。
                                     （二）
    解放战争前夕，人民解放军华野四纵队联络部部长唐晓光，副部长孙宗溶以及桂林栖、陈作霖等，在淮阴筹划恢复皖江游击区军需物资采购工作事宜，决定挑选一批政治可靠，精明能干，初具经商经验的工作人员深入国民党统治区域（简称国统区），并能胜任工作的地下尖兵，承担军需物资的采购工作。当时挑选的有：朱性山（原任无为湖东关河区供销社社长兼大江银行魏坝所所长），刘其能（原任湖东游击队长），朱克轩、张维春（巢北游击大队副）等，并指定由陈惠民（原东河区负责人）联络，负责具体工作。
    1946年6月下旬，内战爆发，长江成为国民党的严密经济封锁线，一匹布、一担食盐都不准随意过江，更不要说军需物资了。上级党对采购军需物资的工作十分重视，指示他们要完成这一任务，必须利用和团结爱国人士，从敌、我、友三方面入手开展工作。一是派陈惠民、陈建章先行芜湖与朱性山联系，以朱的住地（芜湖普提巷75号）为联络点；二是派张维春、张延顺、张延贵等，以回芜湖县祠山“探亲”为名，与当地党组织和游击队联系；三是通过芜湖中上层人员的旧朋好友进行拉关系，开展秘密活动，搞些身份证或通行证，为护送采购的军需物资打下基础。
    1946年冬，张维春等人奉命来到祠山，与1945年9月初入党的地下党员夏登玉联系上，通过夏认识夏长植后又与北撤时未走脱的夏云生（现名夏云）以及夏立玉、孙须林等人联系上，彼此接触商定组织游击组就地开展活动，以便掩护军需物资出境。
    1947年7月，张维春与夏登玉等人商量，为了武装游击小组，先设法搞一些枪支。据夏说，国民党亭头乡公所内有个事务员名叫唐义训，是我们物色和发展的对象，这个人是本地人，忠实可靠。他对乡公所枪支、人员情况和活动规律，一清二楚。于是，张维春召集夏登玉、长植、云生等，在祠山庙里开会研究如何智取乡公所枪支问题。大家一致赞成，由夏登玉与唐接头，摸清情况后再定行动时间。7月26日晚，第二次碰头会议定，利用敌人进晚餐之机，出其不意来个里应外合，将敌人枪支缴掉。当晚，张维春指定由夏登玉、夏云生分别带一个战斗小组，各组携带一支短枪，视唐义训发出信号后，采取果敢、神速的行动。结果只化5分钟时间，一举缴了该乡公所步枪8支，子弹若干，凯旋而归。当敌人发现时，已不见我们游击小组的踪影。为了避免敌人对唐产生怀疑，唐随张维春游击小组一道撤出，参加游击队。第二天，敌人对乡村进行“围剿”，该游击小组转入芜湖城内,决定实行第二个行动方案，进行采购军需物资。进城不久获悉，夏登玉、夏云生等人遭国民党万春区联防队队长周其德逮捕，关押县府监狱三个月，受尽酷刑，仍坚贞不屈，决定由张维春活动花钱保释。
    进城后，张维春就住在朱性山家，朱告诉他，陈惠民曾派人来催过，叫我和你抓紧完成采购军需物资的任务。后张与朱商量利用一切旧朋友的关系完成任务。经过了解，芜湖东门大同巷2号洪明芳（外号叫洪胖子），与国民党芜湖第六行政区保安司令部副司令袁岱（桂林人）之小老婆江秀英（泾县人）关系要好。据洪说，江很贪财，并从江的口中得知，她爱人的少尉副官徐玉发很好，徐是清水人，与张是同乡。
    徐玉发，1946年被抽壮丁，先在芜湖县自卫队当兵，后调到袁岱副司令官身边当勤务兵，提为随身警卫后为少尉副官。由于国民党军官贪财，徐为他做生意牟利可观，得到袁的小老婆江秀英的信任。
是年8月的一天，张维春在清水花园饭馆和徐玉发见了面。徐问张维春：“你现在那里做事。”张说：“在庐江盛桥东岳乡任乡长，乡公所因缺乏枪支，请你帮我购一些武器。”徐听了信以为真，并拿出事先拟好的枪支、弹药的价格即：快机每支20担米，驳壳枪每支10担米，七九步枪子弹每颗2升米，手枪子弹每发5升米。时隔几天，徐将江秀英预备的手枪两支，子弹50发卖给了张维春。张按当时市场价格折钱付给了徐。徐转告了江秀英的话“只要不是共产党买枪，其他人可以卖，但要绝对保密！”
    采购军需物资工作有了进展，张维春和朱性山商量后，为了使上级了解这一情况，第二天张维春启程往巢北工委汇报工作。当时工委书记李刚和湖西县长李群珊在场。李县长说，组织上负责筹划粮款，由盛桥区大丁村将大米集中运至芜湖西街周兴祥“砻坊”出售，由你到那里取款。先后运了5次，每次运500担米和一部分小麦。
    军需物资不仅采购难，而且运输更难。芜湖朱性山和洪明芳两处是我方采购人员的联络点和货物中转站。
    1947年10月间，国民党对沿江地区进行“清剿”时，第63师接收大批军火，运至芜湖储存于袁岱的军械仓库，副官徐玉发和江秀英说，叫副司令留一部分存放自己小金库内，江很赞成。后徐告诉了张维春。并问：“你在哪里搞这么多钱购武器。”张说：“我替共产党买的，你不要怕，共产党不会说出你的名字，更不会说是你卖的。国民党腐败，你是看到的，现在，你已为共产党办了好事，将来可为自己留一条后路。”听了这番话，他的顾虑也消除了，并表示“这条路我是走定了。”
    从1947年秋至1948年底，先后5次采购步枪子弹20余万发，手枪子弹5万余发，各种短枪12支。这些枪支、弹药，都是由徐玉发凭袁岱副司令名片，押黄包车,从小金库提出运至大同巷2号和普提巷75号我联络站的，用肥皂箱和其他杂物混装好，再请徐玉发押送到宝塔边上船，分别由张维春、陈光权、陈惠民、陈建章、夏云生、夏长植、洪明芳等，护送至盛家桥、巢湖银屏山等游击区。武器运到后，首长们还情不自禁地夸道：“你们干得好！今后对敌斗争工作就更好开展了。”
    其实，我方采购军需物资的工作人员，曾多次与敌特遭遇，发生过危险，甚至付出很大代价。1948年8月，地下党员夏登玉于当涂福定圩被敌人杀害；夏长植于宣城裘公渡缴敌人枪支时，不幸牺牲了。在最后一次将购买枪支运至洪明芳家时，刚把枪支、弹药收藏好，徐玉发回司令部，国民党特务组长倪建宏、副组长王阿春带七、八个特务赶到洪明芳家，搜去子弹100余发，钞票一万元，抓走洪明芳、张延贵，施以酷刑，但他们宁死不屈，始终未供出售枪和买武器人的名字。后张维春通过地下党组织和上层统战人士的关系，将洪保出，直到解放前夕，地下党组织又将张延贵保出。
    在敌占区采购军需物资工作中出生入死，做出特殊贡献的徐玉发和洪明芳二人，于1948年3月由张维春介绍，经上级批准加入党组织。1949年4月23日芜湖解放，由中共沿江工委书记孙宗溶介绍张维春、徐玉发至中共芜湖县工委书记孙翼处，分配他俩人到清窑区，张任副区长，徐玉发任区交通员，唐义训在弋矶山医院工作，他们继续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贡献。
                                    （三）
    在长期艰苦的军需物资采购工作中，有三条基本经验：第一，利用敌人的内部矛盾，打通各方面关系。通过各种渠道，千方百计地取得日伪各种合法证件,以应付日伪宪特机关的盘查和刁难。第二，争取拥护抗战的开明人士的帮助。由于他们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地位与影响，联系范围广，活动能量大，因而能办到一般人不易办到的事情。第三，争取群众，特别是敌人内部的当地人员的帮助。因为他们处于社会下层，爱国思想较为坚定。
    硝烟弥漫的战斗岁月已成历史，当年的皖江地区早已旧貌换新颜。但是，每当我们回顾起这50年前的战斗历程，总结当年与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浴血奋战的地下尖兵斗争的历史经验，我们总是心潮难平，特撰本文以示怀念。